“老百姓与其自己种粮食，除去人工、化肥、种子、农药，机播机种，毛着算一年也就千把块钱，还不如把地流转给合作社。一亩地1000多块钱保底，经营好了还可以分红，我还可以出去打工，不用整天拴在地上。”一位村民这样对记者说。
　　在东平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白常顺看来，无论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还是城镇化的推进，都要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但这绝对不是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
　　“现在的土地产权改革，是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使用权分离，所有权是集体的，承包权是农民的，经营权要放给新型经营主体，放给市场。也就是让农民能够离得开土地。离开干什么？可以进城，可以进厂，可以进园，也可以进店，搞商业。形成一种分工，而不是千篇一律都守着一亩三分地。”白常顺介绍说，“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比如说有年纪大的，说我不愿意入社，那土地又要形成规模怎么办？村里给你置换一块等质量的地，不让你吃亏。”
　　一年多的时间，东平土地股份合作社已发展到45家，入社农户6880户，涉及土地36863亩。土地股份合作化带来的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工商资本、金融支持也接踵而来。
　　建立流转平台，补上农村要素市场的缺口
　　随着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开放，像全国大部分农村一样，东平农村的要素市场始终没能健全。直到2014年1月3日，东平县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的正式挂牌，给这里的农村要素市场建设画上了一个相对圆满的句号。
　　这一天，接山镇下套村村民、东平县正源家庭农场主郑发与泰西土地股份合作联社签订了160多亩的土地流转合同。
　　说起与以往的不同，郑发很是激动：“原来签合同，承包期、土地价格都是双方商量着来，当时感觉合适就签了，留下不少后遗症。现在有了交易所，交易前有评估，交易中有鉴证，交易后有监管，更规范、更科学、更全面，特别是司法确认让我们心里更踏实了，可以放心加大投入。”
　　通过交易所这个平台，农民接触到的信息不断增多，土地的真实价值也得到了体现。“去年我们有200亩地，只有一家出价，每亩只流转了800元钱。这次拿到交易所，有三家竞争，一下子就到了每亩1000多元。”泰西土地股份合作联社理事长刘兆仁介绍说。
　　“我们形成一个共识，产权必须要改革，改革的核心是产权要流动。怎么流动？过去农民要进城，说我们是亲戚，地给你吧，一年给我几百斤麦子。这种私下交易实际上是低效化的，不利于农村发展内部资本的形成。”东平县委副书记吴国庆对记者说，“这就必须建立一个流转的平台，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规范。”
　　考虑到农村产权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土地等要素在农村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东平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合作，在交易所设计之初就健全了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产权托管和产权融资三大服务平台，逐步将13类农村产权纳入经营交易范围，并且健全完善了产权托管、交易鉴证、产权抵押、委托评估、司法确认等基本功能，以期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农村发展活力的同时，让农民最大限度地分享产权增值收益。
　　产权制度改革既“解放”了农民，又为农村留住了人气
　　土地流转，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但东平的村庄却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人气”。这从彭集街道安村的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
　　1月3日下午，安村花园式的村庄里，几个小孩正在宽敞整洁的街道上玩耍。一家一户方正的天井院落，门楣上方粘贴的吉祥话语，保留了北方农家传统的味道。户户通有线电视，免费使用自来水，50岁以上村民全部购买意外保险，6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有最低收入保障，考入大学的学生有奖学金。
　　提到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一位老人对记者说，“也不是所有人都想进城。农村好了，有挣钱的地方，在村里不一定就比城里差。”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邓大才对此十分认同：“不可能人人都涌入城市，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同样重要。农村社区不能简单看成是旧房变新房，平房变楼房。为什么有些地方盖了楼农民不愿意去？因为他带着农具，不能天天骑着自行车，开着电动车跑几里地再去种那一亩三分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有成熟的产业支撑才能稳固长久。安村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准了方向。
　　2013年，在安大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基础上，安村借助传统做起了粉皮加工小区，并且陆续建立了生猪养殖园区、中药材种植园区，以及占地300多亩的有机蔬菜种植园区，注册了“安大”牌商标，实行农产品统一销售。
　　对于这里的农民来说，农业产业是相对熟悉的领域。在安村有机蔬菜种植园区的一座大棚里，正忙着给黄瓜秧掐丝的安庆福对记者说，“地都入合作社了，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还是觉得干农活容易上手，就来园区打工了，一个棚二亩九分七，只要管得好，产10万斤黄瓜，一斤提一分钱，超出的跟合作社五五分成。”农业新闻网